该书是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名著，根据其19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讲义整理写成，收文14篇。是作者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分别从乡村社区、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是中国社会研究的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
费孝通(1910—2005)，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江苏吴江人。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荣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代表作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
费孝通从美国回来以后，深信中国的现代化绝不能走美国的道路，也不能走苏联的道路，而是“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道路”。为此，就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和环境，他说：“对文化的分析是改革计划的基础。”这是他研究社会学和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的既定目的，现在他继续走第二步，即在他的调查和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全面分析中国社会和文化，并为改革提出具体方案。为了实现他这些想法，他撰写了几十篇通俗易懂而并非学术性的文章和一些书籍，以唤起广大城市人民的注意，并扭转他们对农村群众的态度。
——［美］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费孝通教授在学术上的*大贡献是主持重建了中国社会学，培养了大批社会学人才，并且身体力行地深入农村做实地调查研究，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风。中国社会学有今天的初步繁荣和发展，是费孝通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艰苦创业、辛勤耕耘的成果。
——陆学艺：《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见李培林主编《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将是我国在新成长阶段的一项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伟大事业。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毕生学术追求，将永远激励我们参与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去。
——李培林：《志在富民：费孝通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乡村调查道路》，见李培林主编《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乡土中国》一书是社区研究的成熟之作，这不仅由于作者在书中所叙述的都是中国的事实，更主要的还在于这本书是在社区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社会学的宏观研究，也就是从一个具体的社区——村落归纳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全貌。
——陈树德：《从〈乡土中国〉看费孝通的学术生涯》，《读书》1985年第5期
费孝通只不过发明了四个、五个或是十一个词，但这些词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复合体，而且源于一位专业人士对于外来词语的不满，也源于西方人类学准则与他所认为的中国实际之间的不对等话语。在《乡土中国》中，他试图以*佳可能的方式使人类学本土化——从欧美话语中输入似乎适当的词语，然后针对欧美词汇不能准确表达或完全未涉及的事物发明更适当的新词语。我认为，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承认费孝通成就的辉煌……
——［美］斯蒂文·郝瑞，见［英］王斯福、［英］常向群、周大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费孝通105周年诞辰纪念文集》第一卷，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
目 次
重刊序言
乡土本色
文字下乡
再论文字下乡
差序格局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家族
男女有别
礼治秩序
无讼
无为政治
长老统治
血缘和地缘
名实的分离
从欲望到需要
后记
知识链接
乡土本色
我们把乡土社会看成一个静止的社会不过是为了方便，尤其是在和现代社会相比较时，静止是乡土社会的特点，但是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得慢而已。说变得慢，主要的意思自是指变动的速率，但是不同的速率也引起了变动方式上的殊异。我在本文里将讨论乡土社会速率很慢的变动中所形成的变动方式。
我在上面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已提出三种方式：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现在我又想提出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社会继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却是指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这两种过程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任何社会绝不会有一天突然变出一个和旧有结构完全不同的样式，所谓社会变迁，不论怎样快，也是逐步的；所变的，在一个时候说，总是整个结构中的一小部分。因之从这两种社会过程里所发生出来的两种权力也必然同时存在。但是它们的消长却互相关联。如果社会变动得慢，长老权力也就更有势力；变得快，“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就会发生，长老权力也会随着缩小。
社会结构自身并没有要变动的需要。有些学者，好像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位Spengler，把社会结构（文化中的一主要部分）视作有类于有机体，和我们身体一般，有幼壮老衰等阶段。我并不愿意接受他们的看法，因为我认为社会结构，像文化的其他部分一般，是人造出来的，是用来从环境里取得满足生活需要的工具。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人要它变的，要它变的原因是在它已不能答复人的需要。好比我们用笔写字，笔和字都是工具，目的是在想用它们来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别人。如果我们所要传达的对象是英国人，中文和毛笔就不能是有效的工具了，我们得用别的工具，英文和打字机。
这样说来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此外，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这种时势权力在初民社会中常可以看到。在荒原上，人们常常遭遇不平常的环境，他们需要有办法的人才，那是英雄。在战争中，也是非常的局面，这类英雄也脱颖而出。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变迁剧烈的社会，这种权力也在抬头了。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赶紧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表现得也最清楚。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苏联的权力性质。英美的学者把它归入横暴权力的一类里，因为它形式上是独裁的；但是从苏联人民的立场来看，这种独裁和沙皇的独裁却不一样，如果我们采用这个时势权力的概念看去，就比较容易了解它的本质了。
这种权力最不发达的是在安定的社会中。乡土社会，当它的社会结构能答复人们生活的需要时，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是个很少“领袖”和“英雄”的社会。所谓安定是相对的，指变得很慢。如果我单说“很慢”，这话句并不很明朗，一定要说出慢到什么程度。其实孔子已回答过这问题，他的答案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换一句话来说，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称这社会是安定的。
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长老代表传统，遵守传统也就可以无违于父之教。但是传统的代表是要死亡的，而且自己在时间过程中也会进入长老的地位。如果社会变迁的速率慢到可以和世代交替的速率相等，亲子之间，或是两代之间，不致发生冲突，传统自身慢慢变，还是可以保持长老的领导权。这种社会也就不需要“革命”了。
从整个社会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英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人羡慕英国能不流血而实行种种富于基本性的改革，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他们所以能这样的条件。英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就整个世界的文化来说是处于领导地位，它是工业革命的老家。英国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却又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动的，环境变动的速率和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发生流血的革命。英国是否能保持这个纪录，还得看他们是否能保持这种配合。
…………
后 记
这集子里所收的十四篇论文是从我过去一年所讲“乡村社会学”的课程中所整理出来的一部分。我这门课程已讲过好几遍，最初我采用美国的教本作参考，觉得不很惬意，又曾用我自己调查的材料讲，而那时我正注意中国乡村经济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们虽觉得有兴趣，但是在乡村社会学中讲经济问题未免太偏，而且同时学校有土地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制度等课程，未免重复太多。过去一年我决定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初次试验离开成熟之境还远，但这也算是我个人的一种企图。
以我个人在社会学门内的工作说，这是我所努力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我离开清华大学研究院之后就选择了这方面。二十四年（1935）的夏天，我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广西瑶山去研究当地瑶民的生活。那年冬天在山里遭遇了不幸，前妻未获生回，我亦负伤，一直在广州医院度过了春天才北返。在养病期间，我整理了前妻的遗稿，写成了《花蓝瑶社会组织》。二十五年（1936）夏天我到自己家乡调查了一个村子，秋天到英国，整理材料，在老师Malinowski教授指导之下，写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在二十七年（1938）返国前付印，二十八年（1939）出版。返国时抗战已进入第二年，所以我只能从安南入云南，住下了，得到中英庚款的资助，在云南开始实地研究工作，写出了一本《禄村农田》。后来得到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九年（1940）冬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绰号。我们进行的工作有好几个计划，前后参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结果的是：张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先生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胡庆钧先生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其中有若干业已出版。我是魁阁的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和写作，甚至抄钢笔板和油印。三十二年（1943）我到美国去了一年，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改写成英文，成为Earthbound China一书，《昆厂劳工》改写成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三十三年（1944）回国，我一方面依旧继续做魁阁的研究工作，同时在云大和联大兼课，开始我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生育制度》是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乡土中国》可以说是第二本。我在这两期的研究工作中虽则各有偏重，但在性质上是连贯的。
…………
《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在比较研究中，先得确立若干可以比较的类型，也就是依不同结构的原则分别确定它所形成的格式。去年春天我曾根据Mead女士的The American Character一书写成一本《美国人的性格》，并在该书的后记里讨论过所谓文化格式的意思。在这里我不再复述了。这两本书可以合着看，因为我在这书里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和Mead女士根据美国的事实说明移民社会的特性在方法上是相通的。
我已经很久想整理这些在“乡村社会学”课上所讲的材料，但是总觉得还没有成熟，所以迟迟不敢下笔。去年暑假里，张纯明先生约我为《世纪评论》长期撰稿，盛情难却，才决定在这学期中，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表，一共已有十几篇。储安平先生约我在“观察丛书”里加入一份，才决定重新编了一下，有好几篇重写了，又大体上修正了一遍。不是他们的督促和鼓励，我是不会写出这本书的，但也是因为他们限期限日地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才发表，其中有很多地方是还值得推考。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
三十七年（1948）二月十四日于清华胜因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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